上午，我与小黑通了电话。他们已平安抵达无锡，正打算让大家洗个澡。我能深切体会到他们那迫不及待的心情，于是匆匆结束了通话。他们终究还是抵达了目的地，尽管对明天的命运毫无头绪，尽管一路之上满是坎坷与不顺。但他们依旧怀揣着希望，奔赴那个被认为更具人性化与人情味的城市。真心祝愿他们一切安好。
网友小李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她更关心的是队伍里的一个小妹妹，我没从小黑那里多问相关细节。我对小李说，每个人都不乐意背负过多的负担，我们过度打扰，可能会给他们增添巨大压力。我们不应让对方怀着沉重的感恩之情，更不能让自己处于高高在上的施舍者位置。人，生而平等，我们要以绅士般的态度去尊重他们，尊重这群顽强坚韧的人。
我与小黑相识在列车上。他们从广元车站上车，目的地是无锡，需在郑州中转。毋庸置疑，他们是一群难民。看他们光着脚，散发着难闻气味，有的鞋子甚至是用绳子勉强捆扎着；头发凌乱不堪，眼神中满是慌乱与恐惧；面庞黑乎乎的，身上穿着肮脏破旧的衣服，就连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穿的衣服也明显不合身。这般情形，哪里还需要证明？出于同情与善良，我们纷纷伸出援手。大家脱下自己的衣服，拿出食物，捐出钞票，还赠送孩子们玩具。我始终忘不了，四岁的杨小丽抱着小海豚时那开心的模样，我跟朋友讲，你送的玩具发挥了大作用。我也告诉雪儿，你捐赠的书籍，让那几个失去学校的孩子不用再翻看那张已经揉得破烂不堪的过期报纸。
就这样，我们沿着蜀道前行，越过秦岭，跨过汉江，渡过黄河。列车晚点了 11 个小时，经过我 50 多个小时的奔波周折，终于带着这群难民抵达郑州。说实话，要把他们顺利送往无锡，我心里完全没底。16 个人的路费，是一笔我难以承担的巨额开支。一路上，我发动了能联系到的众多朋友，大家纷纷送来食品、衣服、玩具和书籍。可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回到无锡，尽管那里还称不上家，但有热情的伊斯兰老乡在等着他们。小黑无疑是个优秀的带头人，他们的老板同样令人钦佩。小黑从无锡带领 34 人，历经艰辛赶回青川，面对的却是断壁残垣，一片荒芜。老板告知小黑，大家可以去厂里打工，大人有工作，孩子也能联系民政局安排入学。于是，这些人背井离乡，含泪告别亲人，朝着千里之外那一丝希望，艰难前行。我想着，为了这微弱的希望，或许我能为他们做更多。
在郑州停留的那一天，我一门心思只为他们寻找帮助。我觉得能求助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民政厅、红十字会、救助站。民政厅有个救灾处，名字听起来就很对口。当四川省的第一批灾民来到其管辖范围，我本以为这是真切表达对灾区人民情谊的好时机。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对相关流程了解不足。他们客气地表示，这事得找救助站。救助站以往给人的印象不太好，据说它是孙志刚事件后产生的，类似以前的收容站。我不想让这些伊斯兰兄弟受委屈，觉得近期频繁露面的红十字会或许是个合适选择。但我又错了，红十字会的小伙子在电话里听起来十分同情，情绪激动，我不得不善意提醒：“我对这事没抱太大期望，要是解决不了他们的路费，我也能接受，只是希望能给我个明确答复。” 果不其然，群众的想法不能代表领导的决策，领导指示，还是得找救助站。我不禁想问，除了在镜头前风光无限，红十字会到底是干什么的？面对主动找上门的灾民都不愿伸出援手，那些鲜红的捐款究竟都用到哪儿去了？
救助站的领导看似很重视，不过像我这种爱 “多管闲事” 的人，他们大概也少见。官方提出，需要能证明这些人是灾民的材料。呵，家园都变成一片废墟，逃命要紧，哪还顾得上拿身份证？整个县城损失惨重，又哪有单位能出面证明？后来他们又说，可以通过交谈来判断，也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判定他们是否为灾民；既然是我发现的，那就让我出个证明，这点倒不难，我很快就完成了。他们还说，救助站一般是把人送回原籍，没有将人送往其他地方的先例。看来 “先例” 这东西，就像 “处女” 一样，珍贵得很，破不得。他们还要求，这一批人员都要到救助站登记，不能只派代表，然后按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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