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在一位同学家做客时，我心中满是疑惑。这位同学，英俊且才华横溢，却娶了一位才貌与他并不相称的女子，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竟抛弃了在国内相恋多年、已谈婚论娶的女友。
“我的父母、兄弟都无法理解我！”他指着周围的一切，感慨道，“但你瞧瞧，我如今拥有房子、家具、存款，还有绿卡，这一切是谁给予的？”他无奈地叹口气，“人到了35岁，很多事也就看开了，辛苦半辈子，就想过上好日子。”
然而，我不禁思索，在他内心深处，真正深爱的究竟是谁呢？
阅读谢家孝先生所著的《张大千传》，当读完500多页的正文，翻到“后记”时，一段重要文字映入眼帘。大致内容是，张大千的后半生虽有妻子徐雯波相伴，但在他壮年时期，杨婉君才是与他同甘共苦、相爱相知最深的人。助张大千逃离日本人魔掌的是杨婉君，陪他在敦煌面壁、历经风霜的也是杨婉君。可张大千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却极少提及这位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
谢家孝先生不禁猜测：“是不是他顾虑到随侍在侧的徐雯波，所以避免夸赞杨婉君呢？”
“他（张大千）在80岁预留遗嘱中，特意在遗赠部分写明要给爱人杨婉君。由此可见，在大千先生心中，始终未曾忘却与杨婉君的那段深情岁月。”
合上书本，我不禁对谢家孝先生作为新闻人的实事求是态度心生敬佩。在《张大千传》完成13年，张大千仙逝10年之后，他终于将这件不吐不快的事公之于众。这又何尝不是张大千本人虽不吐不快，却在心底深埋了30多年的心事呢？
这也让我想起有“民初才女”之称的林徽音。她与徐志摩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最终却受世俗和家庭压力，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梁思成的才华丝毫不输徐志摩。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直至今日，他40年前的作品，仍被世界建筑界奉为经典。
走遍中国山川，又曾游学西方的梁思成，确实有着不同常人的宽广胸怀。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特意赶赴现场，捡回一块飞机残片，交给妻子林徽音。据说，林徽音将其挂在卧室墙上，直至生命终结。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在那心灵深处，所钟情之人不见得就是婚姻中的伴侣。
有位飞黄腾达的朋友曾向我倾诉：“我一生行事，不亏欠任何人。对父母，我尽了孝道；对朋友，我尽到了义气；对妻子，我也付出了感情。若说有什么亏欠，那便是我中学时的女朋友。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却让她去堕胎，甚至还让她自己掏钱，那时的我实在太穷了。可问题不仅在于穷，我还懦弱，竟不敢陪她去医院。”
他长叹一口气，神情满是懊悔：“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她堕胎后那苍白的面容。她从未埋怨过我，我却随着年岁渐长，越发自责......”
这些年，他四处寻找她，借朋友之名多次登报寻人，却始终杳无音讯。
难怪日本兴起了一个为顾客找寻初恋情人的行业。据说，许多恋人在相隔六七十年后重逢，相拥而泣，惊觉对方仍是自己心底的最爱。
一日，我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声音遥远而虚弱，竟是母亲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
母亲听闻，一惊之下，匆忙从床上爬起，甚至忘了戴助听器，只能咿咿呀呀地勉强应答。
我赶忙接过电话，说道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我会传达给母亲。
电话那头的老人，语气格外平静：“就告诉她，我很想她！”
过了些时日，收到来自南美的来信。老人的孩子告知，母亲放下电话不久后便因脑癌离世。
我战战兢兢地将这一消息告知母亲。80多岁的老母亲并未立刻情绪崩溃，只是叹口气：“这么多年不来电话，一接到，就知道情况不妙。她真是我的好妹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没见，临死前还惦记着我。只是，老朋友都走了，等我走的时候，又会惦记着谁呢？”
母亲转过身，坐在床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是不是在每个人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些人，他们伴随着我们的欢欣与凄楚，平日里被我们紧紧锁在心底。自己不敢触碰，更不愿让外人知晓，直到某些心灵澄澈的时刻，或是生命回光返照之时，世俗之心渐弱，再也锁不住这些隐秘的情感，那些深藏的人物才会悄然浮现？
会不会在我们生命即将终结的那一刻，才突然惊觉，一生最爱的人，竟是那个已被遗忘多年的......
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前行，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做出选择，然而，心灵深处的那份至爱，却始终如同一颗深埋的种子，在岁月的土壤里暗自生长，等待着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破土而出，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中那些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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